我访问过一个村支书，是村里的领袖人物，他跟我讲的话我今天还记得。

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决定的政府性质和市场主体构成的差别，决定着不同社会中政府与市场二者的地位和关系不同。以上分析表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课题。

他在最近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再次强调领导干部要"学会正确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成为善于驾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行家里手"。从深层理论上说，马克思关于市场经济一般与它所依附的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关系，是认识这一问题的理论基础。所以马克思严厉批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经济等同于一般市场经济的辩护论观点，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交换关系只是"属于流通过程的一种表面现象飞是"质的形式化"，是"资本关系的假象"。社会主义的政府既然要利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需要为市场经济发挥作用服务，创造必要的社会条件，但这种服务的性质不是要为市场对整个市场经济发挥主导作用、为实现市场主体自发竞争的目标服务，这种服务职能是像骑手给马提供必要的饲料和饮水那样，为使它更好奔驰、更快达到国家发展的目标。资产阶级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打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旗帜，这里的"自由、平等"口号下的实际内容，就是指自由投资、自由决策。

任何一位骑手都绝不会把自己的职责限定为只是为自己的坐骑服务而不掌握奔跑的方向，任凭它盲目驰骋;除非是他要自取灭亡。这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所在。这是一种典型的生产型社会制度安排，供给长期超过需求，产业结构过度偏斜制造业，结果是消费持续小于投资进而小于生产。

根据有关资料，当前我国中产阶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仅为21%，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3.73%，其中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只有36%。各级政府参与经济发展，利用公共权力动员公共资源和社会力量，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大办产业开发园区，制定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后来又积极发展重化工产业。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进入专题： 中国模式 。这就需要社会管理方式创新，建立新型社会治理体系，提高执政者的社会治理能力。

结论是，现有中国模式是渐进式，逐渐从模糊到清晰，从单一到系统，最后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同资本主义经济体相比，他们是让市场一只手充分发挥作用，政府尽量少干预，而中国是两只手推动经济发展。

显然，偏高的投资率和偏低的消费率，是不利于中国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将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过多的用于同资本结合，做大经济规模，追求高额的财政税收回报，这恐怕难以适应未来发展需要。而且，没有条条框框约束，即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体制机制才能推进市民化社会的形成、橄榄型社会和消费型社会的建立？我想应该选择重点领域加快推进改革。

中国模式有四大特点：第一，威权政体加有干预控制的市场经济，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行市场经济，让市场在配置资源要素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又不放弃政府对市场的积极干预。当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这只手既没有完全放弃对经济的干预，同时又大力引进市场这只手，于是两只手共同发挥作用，加快了经济的发展。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社会结构转型，都需要一个好的体制机制。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模式是通过改革开放让大多数人获得了好处。

总之，当前和今后，中国要更多的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进行改革，围绕强国富民目标，实现中国模式的创新，为顺利迈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创造条件。中国模式要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目的。

不是说一开始中国模式就很清晰，是走一步看一步，通过摸着石头过河发展过来的。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到了要崩溃的边缘，城乡存在着大量贫困人口，老百姓要饭吃的呼声十分强烈。

今后30年，中国要想成长为发达的高收入国家，依然离不开世界。在生产能力连续过剩的情况下，政府又鼓励对外出口，由此又形成了大量外汇结余。第一是社会结构中城市人口少，农村人口多。比如，在宏观上，应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的改革，降低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的比例，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所得比例。面对新时期的发展目标，恐怕现有发展模式还无法适应，必须进行必要的创新，为其赋予新的内容。传统体制把人分成好几个阶层等级，形成与人斗、与天斗的畸形社会氛围。

第三，推动政治结构转换。中国中产阶层人口比例低、城镇化水平不高，关键是收入差距扩大，阶层固化不流动，底层人群上升通道不畅，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滞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受阻。

当时中国有5、6亿人没饭吃，几千万精英没有前途，改革开放首先是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急迫问题开始的，至于什么模式那时根本没有顾及到。为此，要想尽办法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让居民有钱能消费、有钱敢消费。

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发展。尽管政府这只手过度干预市场给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使得未来经济发展成本提高，但她为经济快速发展开道，大大降低了即期的发展阻力。

第四，加快体制机制改革。这种模式是在中国经济即将走向崩溃边缘时起步的，为了应对危机不得已而为之。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在一穷二白条件下，上边给政策、下放权力，允许下面试，鼓励基层大胆改革。可以预见，在2020后中国经济总量将很快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今后，中国要想强国富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顺利迈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就必须构建三多社会，即以城市人口占大多数的市民化社会、以中等收入群体为多数的橄榄型社会、以消费为主导的消费型社会。第三是生产多，消费少。

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国存在着几千万知识青年，还有被文化大革命打倒和荒废的一大批干部和教师，他们看不到未来，没有任何前途。在微观上，通过税制改革以及其他方面改革，调节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例，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

因此，必须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障碍，从制度上不断缩小城乡、地区和阶层间收入差距，打通阶层流动渠道，给底层人群创造上升的机会。所不同的是，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获益人群是不同的，获益的多寡也是有区别的。

因为中产阶层和城市居民的视野更宽，保护自身权利意识更强，对公共服务的要求更高，用传统的、纵向化的管控做法恐怕满足不了他们的新期待。中国模式创新目前要解决的问题是：第一，推进经济结构转型。2013年，我国投资占GDP比重为47.8%，消费占GDP比重49.8%，其中居民消费仅占36.2%，我国消费率既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明显低于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从未来中国模式创新来说，其内容不仅包括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还包括社会转型、政治转型等方面，而且社会结构、政治结构转型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影响并不亚于经济结构转型，况且他们还互相关联。

但是，当一个国家要想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成功迈进时，以往的发展模式开始失灵，而且仅仅有经济结构调整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国际政治事务结构转型的及时跟进。第五，国际政治事务权力结构分享与新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

毫无疑问，过去30多年，中国的发展获益于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及有利的国际自由贸易秩序。又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甚至军事上，需要付出多大的责任和成本，才能为自己创造相适应的国际地位，为此我国还要对国内进行怎样的改革等等，这些都是需要缜密谋划的。

  中国模式还需要继续创新   中国模式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更好地适应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成功迈进。过去我国是农村人口多，低收入人口多，将来当我们迈进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时，城市人口和中产阶层人口将占社会的大多数。